11月24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《人民日報》上發表《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》的署名文章。
中國經濟的大戰略、大方向是什么？ 劉鶴在文章中是這樣回答的：“現階段，我國生產函數正在發生變化，經濟發展的要素條件、組合方式、配置效率發生改變，面臨的硬約束明顯增多，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接近上限，碳達峰碳中和成為我國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框架，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成為多重約束下求最優解的過程。”這里的關鍵詞，是碳達峰碳中和以及科技創新，這是把握中國經濟新動力的線索。
劉鶴認為，高質量發展必須把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優秀企業，作為各類經濟政策的重要出發點，真正打牢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微觀基礎。當前，我國大企業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，雖然近兩年我國位列世界500強的企業數量連續居于全球首位，但主要依賴規模，創新引領力、國際競爭力與世界一流水平還存在差距。
他表示，數量龐大的小企業活力強，但存在市場競爭力弱、升級能力不足的現象。國有企業要不斷深化改革，高效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。大量民營企業要向“專精特新”方向發展，把敢于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和公司治理的規范性統一起來。外資企業對實現高質量發展非常重要，要鼓勵引進更具競爭力的產品、技術和服務，在更高水平競爭中創造價值、實現互利共贏。
這也為股權投資行業投資與培育的企業對象點明了方向。
劉鶴指出，創新驅動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定義性特征，高質量發展就是創新作為第一動力的發展，只有創新驅動才能推動我國經濟從外延式擴張上升為內涵式發展。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，由于世情國情發生深刻變化，科技創新對中國來說不僅是發展問題，更是生存問題。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關鍵在于能否實現由要素投入驅動向技術創新驅動的跨越。
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》強調，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。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，加強基礎研究，加快攻克重要領域“卡脖子”技術，掌握更多“撒手锏”式技術。基礎研究能力是國家創新活力的源泉，必須大力加強。突破一個關鍵技術，往往能夠創造一個細分行業，進而盤活整個產業，最終對整個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積極帶動。
劉鶴強調，要調整優化科技結構，真正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制，發揮大企業引領支撐作用，支持中小企業成為創新重要發源地，加強創新領域國際合作。強化知識產權創造、保護、運用。完善科技創新激勵機制和科技評價機制，落實好“軍令狀”、“揭榜掛帥”、科研經費“包干制”等機制。改革科研經費管理，賦予科學家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、經費支配權、資源調度權。探索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。加快形成并實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潛心研究和創新的評價體系。
母基金研究中心認為，科技創新始于科技、成于資本。要知道，科技創新類企業非常需要資金支持，但科技類的企業發展不是一蹴而就，需要長期資本給予支持。通常銀行理財、信托、互聯網金融等大多投入到短期投資，私募股權基金與母基金正好可以彌補傳統金融業的空白，為科技創新提供長期資本，加強直接融資支持。對股權投資行業來說，接下來一段時間投資的重點方向即是“專精特新”，培育專業化、精細化、特色化、新穎化的中小企業。
對于風險投資，劉鶴副總理此前也一直堅定看好。
2001年，劉鶴在中國資本市場發育十周年上海會議上發表題為《新經濟與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》的演講，他認為，首先，風險投資無風險。因為風險投資家在投資以前，已經對市場風險、技術的實現以及股東的合作進行了充分論證，在他真正進行投資時，風險已經很小，這個領域需要知曉市場；
其次，具有組織能力和專業人才的人，這些人就是風險投資家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他們就是大經濟學家熊彼特含義上的企業家。
此前他也呼吁，“中國應像尊重科學家一樣尊重企業家，給其以應有的回報，這樣才能培養出一個企業家階層。”
早在20年前，劉鶴就強調，作為驅動新經濟擴張的催化劑，風險投資則具有最為關鍵的作用。“我們目前對風險投資只是處于字面上的了解，有兩個普遍的誤會，第一點認為風險投資具有博弈性，風險投資家就是抱著一種賭博的心理，對看不清的技術進行投資，如果成功會獲得比較高的收益，如果失敗，就跟賭場錢一樣無所謂。”
“第二個誤會，就是風險投資就是錢，風險投資家有的是錢。這兩個誤會很容易推出的結論就是，國家有錢，大機構承擔風險能力強，于是以國家行為代替風險投資的行為。在當前中國發展風險投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。”劉鶴曾指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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